白彦锋，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

贾亦真，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  本文系个人观点，不代表供职机构意见。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的背景下，汽车轻量化已成为降低能耗、提升安全性的关键技术路径。然而，美国汽车“增重”的逆向趋势揭示了一个深刻矛盾：个体理性选择可能引发集体非理性后果——消费者为追求安全偏好重型车辆，却加剧了道路安全的外部性风险。这一现象为正处于新能源汽车爆发期的中国提供了重要警示：如何通过财税政策引导轻量化发展，避免重蹈美国覆辙？

一、美国“增重”困局：市场失灵与政策失效的双重陷阱

过去20年，美国汽车平均重量增长近20%，轻型卡车占比从45%跃升至73%。这一趋势的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叠加：消费偏好与文化惯性：美国消费者对皮卡和SUV的痴迷，形成“以重为安全”的认知定式。数据显示，两车相撞时，车辆每增重1000磅，对方死亡率上升47%，但消费者仍愿为重型车的“私人安全”支付溢价。政策扭曲激励：美国《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CAFE）标准》对轻型卡车的油耗要求比乘用车宽松30%，变相补贴重型车生产；税收偏差：商业用车税收抵扣政策（如皮卡运营成本全额抵免）与全球最低的燃油税（不足油价20%），进一步削弱轻量化经济动力。

这种“个体安全优先”的“军备竞赛”，导致社会整体道路死亡率攀升至30年新高。其本质是典型的市场失灵——重量安全效益内部化，而成本外部化，亟需财税政策介入矫正。

二、国际经验：德日如何构建轻量化财税生态

对比德国与日本的实践，可发现系统性财税设计对轻量化的关键推动作用。德国采取绿色税制与技术激励双轮驱动的策略。一方面以燃油税、二氧化碳排放税等措施倒逼车企减重，一方面以研发费用补贴与税收抵免、轻量化电动车免税优惠等措施进行创新激励，并强制规定公务用车采购中轻量化车型强制占比等作为示范效应。日本以全生命周期税收机制来调节。按车重阶梯征收重量税、对环保车型减免部分购置税、补贴清洁汽车、对燃油进行经济性绑定等，推动日本汽车平均重量下降33%。

这些政策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胡萝卜+大棒”组合，将轻量化的正外部性（节能、安全）转化为企业利润与消费者福利，同时将负外部性（污染、风险）内化为成本。

三、中国路径：新能源汽车浪潮下的政策适配

中国正处于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50%的产业拐点，轻量化对续航提升的边际效益显著。但直接照搬国际经验可能水土不服，需着重破解双重本土化适配难题。其一，我国新能源汽车强势发展背景下产业链协同的特殊性要求。我国已形成从正极材料到充电桩的完整产业链布局，轻量化政策须与上游材料端的财政补贴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中游制造端的专项基金、消费端的增值税抵免等税收优惠形成政策共振。因此，我国在财政政策框架下推动汽车轻量化发展，需构建与新能源汽车产业优势相匹配的激励机制。其二，地方财政依赖的约束性条件。汽车制造业作为地方工业税收主要来源之一，其产业链调整可能对地方财政稳定性产生影响。在消费税分成比例固定的制度框架下，需建立轻量化技术推广与地方财政的兼容机制。

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新能源汽车强势发展的产业背景与制度特征，为我国汽车产业的轻量化发展提供以下政策参考。第一，引导消费者建立正确的消费观念，运用财税激励政策鼓励轻量化汽车的消费购买行为。第二，优化汽车税制结构，逐步引入里程税，建立与汽车轻量化相适应的“绿色税制”。第三，加强顶层设计，构建与新能源汽车产业优势相匹配的财税激励体系，促进轻量化政策与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政策形成政策共振。

汽车轻量化不仅是技术命题，更是制度设计课题。美国的教训表明，缺乏系统性财税调节的市场将陷入“越重越安全”的囚徒困境。中国应把握新能源转型窗口期，构建“税收约束+补贴激励+产业链协同”的政策组合，在安全与环保、个体与集体、中央与地方的多重平衡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轻量化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