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晓楠（通信作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奕，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  本文系个人观点，不代表供职机构意见。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扩大内需成为稳定经济的关键。过往研究多聚焦收入流量对消费的影响，而随着我国家庭财富积累加速，财富存量对消费的作用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家庭资产对消费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经验分析》探究家庭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对完善财富积累机制、提振消费具有重要意义。

一、研究消费的创新视角

理论视角拓展。文章突破传统收入视角，基于第三代消费理论，从资产流动性、城乡差异、消费结构等多维度分析异质性，揭示非流动资产与流动资产、房产与非房产等因素影响平均消费倾向的新特征。

数据时效性。文章使用10年长周期微观数据，捕捉新时代家庭资产结构变化（如房产占总资产比重、耐用消费品资产增长等），更贴合当前经济现实。

政策针对性。文章首次明确“中等偏上家庭”“城镇房产”“农村非流动资产”的关键作用，区分资产对平均消费倾向与恩格尔系数的异质性影响，为差异化政策提供实证支持。

二、研究数据与方法

文章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22年数据，涵盖家庭资产（房产、生产性固定资产、土地资产、耐用消费品资产、金融资产）、负债（房贷、金融负债）及消费支出等信息，构建家庭层面非平衡面板数据，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家庭资产与消费的变化趋势。核心变量包括家庭平均消费倾向（消费性支出/ 家庭纯收入）、资产规模（总资产及按流动性、是否含房产细分的资产）、消费结构（8类消费支出及恩格尔系数）。通过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就中国家庭资产对消费的异质性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三、主要发现

（一）家庭资产规模上升会显著增加平均消费倾向，非流动资产和房产的提升作用更大，中等偏上家庭最显著，说明提振消费需要重点关注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和中等偏上群体。

（二）乡村居民的非流动资产提升作用更大，而城镇居民的房产提升作用更大，说明提振消费必须考虑城乡差异，城市中要重点关注房地产市场，而农村中还要额外关注土地市场。

（三）资产对家庭设备及日用品的平均消费倾向提升作用最大，消费升级特征明显，这与收入的影响恰好相反，说明当前阶段应当以高质量的消费供给创造有效的消费需求。

四、政策建议

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其资产保值增值，包括完善工资增长机制，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如优化社保资金入市、丰富债券产品等）；发挥房产和非流动资产在提振城乡家庭消费方面的重要作用，差异化激活资产，如城市稳房价、推进城中村改造，农村保障土地增值收益、补贴农机更新；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服务消费，使资产的财富效应充分释放，如支持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发展银发经济、文体旅游等服务消费，促进“人工智能+消费”场景创新等。

综上，家庭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未来政策需兼顾资产结构、城乡差异与消费升级方向，充分释放财富效应以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