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学院高级研究员

*  本文系个人观点，不代表供职机构意见。

在全球气候治理不断深化、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快推进的背景下，中国金融业同时面临“金融强国”战略与“双碳”目标的双重现实与机遇。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绿色金融纳入“五篇大文章”，绿色转型被确立为重塑金融体系发展逻辑的关键抓手。

本文据此提出一系列具有现实针对性的问题：金融业的绿色转型，是对国家战略的被动响应，还是顺应市场预期的主动选择？在监管约束趋严的环境下，金融机构如何在合规与盈利之间重新平衡？绿色金融能否在控制风险的同时，真正形成可持续的价值创造机制？这些问题构成全文分析的起点。

一、研究思路与分析框架

围绕上述问题，本文从制度逻辑与运行机制两条主线展开。一方面，回到公共品属性与环境外部性内生化的基本框架，论证绿色金融被置于国家战略高度的制度合理性，并梳理中国近年在标准体系、政策安排与市场培育方面的实践路径；另一方面，紧扣“因绿立制，破局图新”的主题，从信息基础、碳市场、转型金融与体系韧性四个关键环节入手，识别金融业绿色转型过程中的主要瓶颈与潜在风险，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与工具层面政策建议。

二、顺应时代的绿色转型与金融可持续

（一）从公共品属性到制度正当性

文章首先从环境保护和碳减排的公共品属性切入。环境改善的收益跨行业、跨地区、跨代际，而治理成本容易被个体和企业外部化，形成典型的外部性失衡。在仅以风险-收益为核心的传统金融逻辑下，资本市场很难自发将这些外部性纳入定价与配置过程。

在此基础上，将绿色金融界定为通过政策引导、规则约束和工具创新，将环境成本系统性引入金融定价与风险管理的一整套制度安排。绿色金融不仅是传统金融产品的“加绿标签”，而是通过标准体系、披露规则、监管考核等环节，推动金融机构在授信、投资、定价和资本约束中系统考虑碳排放和环境影响，由此重塑金融资源配置的目标函数。

（二）中国金融业绿色转型的实践基础

在制度逻辑之上，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金融业绿色转型的实践脉络。自2016年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纲领性文件出台以来，我国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以及绿色基金等领域快速推进，绿色信贷余额与绿色债券发行规模位居全球前列，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部分地区率先落地，在产品设计、业务流程与监管合作方面积累了可复制经验。

中国的实践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一是在理念和逻辑上，实现从单纯追求短期财务回报，向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约束的综合目标转变；二是在业务和工具上，围绕节能减排、清洁能源、绿色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形成较为完整的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和绿色ABS等产品体系，并逐步探索绿色供应链金融、绿色REITs等新形态；三是在治理与监管上，将绿色金融指标纳入宏观审慎评估与绩效考核，推动金融机构建立内部绿色管理架构。

在充分肯定上述进展的同时，当前体系仍存在信息基础薄弱、碳价格信号偏弱、转型风险暴露不足等深层问题，亟须在既有成就之上实现从“规模扩张”向“机制完善”的转型。

三、创新协同与科创同步：金融绿色转型的机制

本节将分析焦点集中在绿色转型的关键机制与风险环节，围绕“四个能否”展开：能否看得清、算得准、接得住、抗得住，提出相应的制度与工具安排。

（一）信息基础重构：从数据缺口到价值链贯通

信息不完备已成为制约绿色金融发展的核心瓶颈。一是企业环境与气候信息披露标准不统一，口径差异大、可比性弱，甚至存在“洗绿”行为，金融机构在风险评估中高度依赖企业自报，缺乏第三方核证与动态监测；二是气候风险量化模型和数据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尤其是中小企业缺乏可靠的数据采集与核算能力，难以进入绿色金融的视野；三是生态环境、能源、财政、金融等部门的数据长期分散，尚未形成高效共享的统一平台。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数据价值链为线索的重构思路：在制度层面，建立统一的气候与环境信息披露框架，提升披露的强制性与可验证性；在基础设施层面，依托大数据、卫星遥感、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建设覆盖多部门、多层级的绿色金融数据平台，实现从静态报送向动态监测转变；在市场层面，推动数据服务机构与金融机构深度合作，将环境数据纳入授信评级、债券发行与资产管理的常规流程。

（二）碳市场与碳金融：价格信号和工具体系的双重约束

碳市场是连接环境目标与金融资源配置的关键枢纽。我国全国碳市场自启动以来，为建立统一的碳排放约束框架迈出重要一步，但目前覆盖行业有限，配额以免费分配为主，交易量与价格弹性不足，衍生品工具缺位，导致碳价难以充分反映减排成本，也难以有效支撑碳金融产品创新。

在此基础上，可以从两个方向提出改进思路：一是完善市场基础制度，逐步扩大纳入行业范围，优化配额分配与履约机制，增强碳价的稀缺性与稳定性；二是丰富金融工具体系，推动碳期货、碳期权和结构性碳产品发展，为金融机构管理碳风险、配置碳资产提供可行工具；同时积极回应国际碳关税与边境调节安排，加强规则对接和话语参与，减少外部制度冲击的不确定性。

（三）转型金融风险：高碳资产重定价与制度错位

与信息和价格问题相比，转型金融风险更具结构性和复杂性。我国金融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对煤电、钢铁、化工、建材等高碳行业高度依赖，这些领域既是信贷与债券的重要投向，也是地方财政与就业的关键支撑。随着碳约束增强和绿色考核趋严，高碳资产面临价值重估和“搁浅”的可能，如果缺乏有序退出与转型安排，金融机构可能遭遇集中减值和局部性信用风险冲击。

更为棘手的是，政策目标与市场机制之间容易出现错位。在行政考核压力下，部分机构可能采取简单的压降余额“一刀切”退出做法，而不是基于企业转型路径进行差异化判断，这既不利于产业平稳低碳化，也可能在高碳产业集中的地区放大金融风险。当前绿色金融产品更多集中在新能源、环保等“纯绿”项目，针对高碳企业渐进式转型的工具明显不足。

本文据此主张，从评价机制和工具供给两个维度构建转型金融框架：在评价层面，将渐进式减排路径纳入绿色金融考核，将有约束、有计划的转型视为合格绿色行为，而非简单排除；在工具层面，加快发展转型债券、转型基金、绩效挂钩贷款等产品，通过设定阶段性减排目标和信息披露要求，使金融资源伴随企业减排进程有节奏流动，而非骤然抽离。同时，推动建立统一的转型金融分类标准，与绿色金融标准相衔接，防止概念混乱与“变相洗绿”。

（四）体系韧性与绿天鹅风险：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布局

最后，本文将视角提升到宏观审慎管理与金融稳定。极端气候事件和气候政策剧变可能通过资产减值、保险赔付激增、产业链中断等多重渠道，引发非线性、跨市场的系统性冲击，被形象地概括为“绿天鹅”风险。传统以历史数据为基础的风险度量和政策工具，在面对这类长期、结构性、不确定性极高的冲击时往往力有不逮。

应从三个层面强化体系韧性建设：一是在监管层面，将气候因素系统性纳入宏观审慎框架，建立统一的气候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方法，并探索与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监管等工具的联动；二是在机构层面，推动银行、保险和资产管理机构将气候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形成覆盖战略规划、资产配置和产品设计的内部制度安排；三是在国际层面，通过多边合作平台加强信息共享与规则协调，推动形成更具兼容性的碳定价和气候信息披露标准，为国内金融体系提供更稳定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