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晓明，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

*  本文系个人观点，不代表供职机构意见。

美国财政政策（由国会、总统及财政部主导）与货币政策（由美联储主导）虽在促进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目标上存在交集，但其工具、目标与实施逻辑存在显著差异。货币政策具有法定的价格稳定目标，而财政政策缺乏此类刚性约束。两者在历史上长期处于相互依赖又相互冲突的状态，对美联储的独立性及其政策效果产生动态影响。陆晓明的《财政政策主导下的美联储与货币政策：历史、挑战与前景》系统梳理了美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百年演进，深入分析了当前美联储独立性所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动向，核心逻辑围绕“财政政策主导”与“货币政策主导”两种模式的交替展开，揭示了在不同历史阶段中，两者关系的变化对宏观经济稳定、债务可持续性与通胀控制的深刻影响。

一、美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关系的三阶段演进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可分为财政政策主导及货币政策主导两种基本模式。财政政策主导模式是指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财政政策需求，通过降低短期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控制降低中长期利率，减少债务成本，通过购买大额国债直接为债务提供资金；货币政策主导模式则是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受财政政策影响。美联储成立后，百余年来两者关系，可划分为三个阶段。①显性财政主导时期（1913—1951）：美联储在成立初期及二战期间，在法律与操作上依附于财政部，通过维持低利率、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等方式为政府债务融资，导致货币政策独立性严重受限，并埋下高通胀隐患。②货币政策主导时期（1951—2007）：以1951年《财政部-美联储协议》为转折点，美联储逐步摆脱为财政赤字融资的义务，并通过1977年出台《联邦储备改革法》首次以立法形式巩固了独立性。这一时期伴随货币主义理论兴起、泰勒规则的应用，美联储的决策更规范和可预测，美国进入“大缓和”阶段，通胀受控、经济波动降低。③隐性财政主导时期（2008年至今）：全球金融危机后，量化宽松（QE）等非常规工具常态化，美联储通过购买国债直接为财政赤字融资，货币政策再度实质性服务于财政需求，形成“隐性财政主导”。新冠疫情后的大规模财政刺激与货币宽松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导致通胀高企与债务攀升。

二、美国货币与财政政策关系及美联储独立性的未来动向 

（一）隐性财政主导的状态在财政压力预期下难以根本逆转

2000年以来，美国预算赤字持续攀升，金融危机与新冠疫情两次冲击加剧恶化。2009年联邦赤字率达9.75%，新冠疫情前为4.56%，疫情期间峰值达14.65%。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2025年赤字率仍将达6.2%，未来十年平均约5.8%，有价国债/GDP比率将从99.9%升至118.5%。在这一环境下，利率水平将继续成为影响债务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

债务可持续性可通过两个关键指标评估：一是国债平均利率（R）与GDP增长率（G）之差。若R＞G，债务负担加重。CBO预测未来R为3.52%，略低于G的3.83%，但债务负担仍处高位。二是净利息支出/GDP比率。2024年该比率为3.1%，已超过3%的不可持续阈值，预计2025年升至3.2%，未来十年可能达4.1%。若美联储降息并维持量化宽松，或可缓解利息压力，但也意味着货币政策将继续为减轻债务负担服务。

（二）美国扭转隐性财政主导状态的努力与前景

美国持续的高赤字和高债务，及其与货币政策的交互影响，已引发了各方关注，立法和政策制定者采取一系列措施从各方面干预，呈现出复杂状态及不确定效果。①立法者国会。2025年，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设立工作组审查美联储独立性，并推动法案禁止对准备金付息，旨在削弱其通过QE支持财政的能力。这表明在政治极化与高赤字环境下，国会试图影响货币政策，但此类立法难以从根本上扭转财政主导状态。根本出路在于设定赤字上限、强化财政纪律，然短期内难以实现。②总统与财政部。特朗普虽未直接干预美联储，但其主张将利率大幅降至1.25%～1.5%，远低于政策规则水平，核心目的是每年节省万亿美元国债利息。这实质上是财政主导的主张。③美联储。2025年8月，美联储修订政策框架，明确将更严格追求2%通胀目标，政策倾向可能整体偏紧。但高债务使其在实质上承担了管理债务成本的责任，与国会设定的长期利率附属目标形成矛盾。未来政策冲突时，美联储仍可能为缓解债务压力而让步。判断其降息是否受财政影响，可参考泰勒规则等基准。

三、结论  

财政主导下，美联储独立性及价格稳定目标难以维持，常引发高通胀；政府亦难以控制赤字与债务，形成恶性循环。相比之下，货币政策主导时期则无此类问题。历史表明，当两类政策冲突时，让步的总是货币政策。当前美国可能正处于隐性财政主导时期，政策干扰更为隐蔽，亟需建立有效的识别与判断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