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利，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吕衍焘，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  本文系个人观点，不代表供职机构意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国之大者”，强调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并提出金融行业要“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简称“五要五不要”）。这些要求不仅是对金融行业的行为规范，也为金融文化的培育发挥提供了方向。在此背景下，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有机融合成为当下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陈东利、吕衍焘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历史溯源与范式构建：儒商义利观的现代转译》从思想史与金融实践相结合的视角，系统追溯了儒家“义利观”的思想演进，剖析晋商票号的实践智慧，批判性地分析了西方商业文明孕育出的当代金融业的困境与根源，论证了儒商义利观对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思想滋养，提出通过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构建既遵循金融规律又彰显中国智慧的金融文化范式，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维护金融安全提供理论参考与文化支撑。

一、历史溯源：儒商义利观的思想演进与实践智慧

儒家“义利之辨”贯穿中国商业伦理发展史，其核心在于调和道德价值与经济利益。从先秦孔子主张“见利思义”“君子喻于义”，到宋明理学提出“义利合一”，儒家义利观逐步从道德规范发展为兼具伦理与商业实用性的文化体系。明清时期，随着“弃儒就贾”现象普遍化，儒商文化走向成熟，商业活动被视为践行儒家道德的延伸。

晋商票号是儒商义利观的生动实践。在经营理念上，将信用视为生命；在运营管理上，通过“顶身股”等制度实现内部激励，并辅以员工的行为约束和道德教化；在社会责任上，积极出资修桥铺路、建立学堂、赈灾济困；在家国情怀上，危难之际勇于承担金融风险以支持国家。这些实践表明，“义”非但不妨碍“利”，反而是持久盈利与社会认可的根基。

二、当代困境：西方商业文明下金融业迷思

西方主导的现代商业文明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建的，强调效率和利润最大化，崇尚工具理性，在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却深陷现代化困境，特别是金融业面临着整体性异化，体现为一系列深刻的悖论，而这源于自身逻辑的内核缺陷。

（一）困境表现：三大悖论

一是手段与目的的颠倒，金融从服务实体的手段异化为自我循环的“数字游戏”，导致资本脱实向虚；二是效率与稳定的冲突，高度自由化、电子化和复杂化的金融创新（如高频交易）极致追求市场效率，反而放大系统性风险，危及整体的、长期的稳定；三是个体与集体理性的背离，微观主体追求利润、投资收益、个人奖金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可能意味着放大投机、规避监管，叠加后却引发宏观系统过度杠杆化、资产泡沫和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风险，甚至导致系统崩溃。

（二）困境根源：西方现代性内核缺陷

一是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金融过度量化、模型化、证券化，而人的道德、社会福祉、环境等无法精确量化的价值长久以来被忽视；二是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极端化，“利益最大化”信条催生短视的、排他的金融利己主义，使金融机构与更广泛的经济系统、社会责任与长期金融稳定割裂，缺乏动力考虑其高风险行为的巨大社会外部性；三是形式与实质正义脱节，过度依赖法律与契约，导致大量“合法不合理”行为（如监管套利），侵蚀社会信任。

三、现代转型：从儒商义利观到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面对西方金融困境，不应全盘否定其贡献，而应推动文明对话，融合东方注重伦理的“价值理性”与西方注重效率的“工具理性”，共同探索更可持续的商业文明新范式。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正是这种融合的生动实践，“五要五不要”的要求中既蕴含了传承于儒商义利观下的价值理性，也探讨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不仅体现在金融机构的经营理念和行为规范中，更深入到金融从业者的职业伦理和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逻辑中。

（一）儒商义利观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价值理性的塑造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构建，本质是一场价值理想的回归与重塑，儒商义利观提供了丰厚的底蕴支撑。“财自道生，利缘义取”意味着推动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将资源真正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领域，夯实金融强国建设的微观基础，即“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博施济众，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意识就是要“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引导金融机构服务国家战略，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树立大局意识；“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是对“宁可赔折腰，不让客吃亏”诚信理念的传承，既需融入个体金融机构的经营准则，也要通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健全信用体系、强化投资者保护等方面夯实金融诚信文化制度基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则要求金融从业者将个人职业发展与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相结合，胸怀大局、尽责担当；“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是现代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重要准则，保持足够的风险抵御能力，对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在金融治理现代化中，向传统票号学习内部管理，注重法治与德治结合，“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   

（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下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构建，在价值理性引领下，还须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即围绕金融强国目标，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将道德追求与效率目标有机结合，“五要五不要”正是这一统一的集中体现。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强调资源配置中效率与公平的平衡，要求金融工具服务于国家战略和实体需求，例如在支持科技创新时，既要用现代工具评估风险，又要以价值理性支持战略性项目；在推动绿色经济时，既要依托技术手段识别绿色项目，又要以道德引领落实环境责任；在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表现为道德自律与制度约束的结合，单个金融机构既要培育“稳健审慎”的风险文化，又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提升风控能力；整体上则需构建将技术工具、制度约束与道德规范相融合的宏观审慎框架；在金融科技创新领域，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设定边界，“守正创新”要求创新必须守住服务实体、防范风险的价值底线，同时通过科技提升服务效率与覆盖面，并建立伦理审查机制应对算法歧视等新问题；在金融治理现代化方面，体现为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既通过完善法律体系明确规则，又通过培育“诚实守信”的文化提升道德自觉，避免法律漏洞与价值空泛；在推进金融双向开放中，要求在借鉴国际经验与工具的同时，以价值理性确保开放进程与国家金融安全及发展阶段相适应；在金融人才培养上，则体现为“德才兼备”的要求，金融从业者既需掌握专业技能，又必须具备服务国家战略的大局观和职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