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风险、筑保障、提品质，构建中国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盛松成，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汪恒，宁波财经学院会计学院讲师。

近年来，中国房地产行业面临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深刻转变。本文基于“十五五”规划战略部署，探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实现路径。研究认为，当前行业风险本质是资产负债表衰退与债务压力所致，需通过政策支持实现有序出清，严防单一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风险。制度层面，应做实项目公司制、推行主办银行制、推进现房销售制，切断风险传导链条；供给层面，需扩大保障性住房覆盖面，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的梯度格局；功能层面，房地产应从单一投资拉动转向居住保障、人力资本积累与消费释放的多元价值协同。本文指出，稳住高能级城市市场、建设“好房子”、强化央地协同是转型成功的关键支撑，对推动行业回归居住本源、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三重压力”下新质生产力的经济发展效应——来自279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邵传林，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许丽秀，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测度新质生产力的经济发展效应对缓解“三重压力”至关重要。本文构建包含新质劳动者、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的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从地级市层面分析新质生产力如何发挥经济发展效应来缓解“三重压力”。研究发现，中国各地级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在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试点政策和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试点政策作为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新质生产力的经济发展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在东部沿海、经济高增长、产业结构优化、人口密集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发展，其他地区不明显。调节效应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水平在对冲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这两重压力上具有重要作用，但无法有效减轻需求收缩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纾解“三重压力”、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等重大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具体可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方面发力，注重供需平衡、因地制宜发挥新质生产力的经济发展效应。

审势而投：中国政府投资、财政约束与绩效评价

袁海霞，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院长；汪苑晖，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副总监；王晨，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子然，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政府投资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引擎。当前外部环境趋于复杂，国内需求不足、微观主体信心偏弱等问题持续制约经济修复，政府投资作为稳增长、促内需、惠民生的关键抓手，持续发挥引导撬动作用，助力经济增长。但中国政府投资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立法层面存在不足、部分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相关机制仍待完善等，参考美国、英国、日本等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后续可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分类决策机制、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规范政企合作运营模式、完善监管和评价机制等方面加强引导和支持，为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债券利率向信贷利率传导机制检验——来自商业银行主动管理的视角

王忠钦，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博士、成都农商银行；谢添，成都农商银行金融市场部。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降息预期带来的资本利得收益、监管指标的流动性约束以及债券市场的交易流动性的利率传导框架，检验了债券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一是自LPR改革以来，国债收益率向信贷利率的传导渠道基本畅通，但信用利差的传导效果仍有增强的空间；二是降息预期带来的资本利得促使银行增多债券配置，从而影响了利率传导效率，这解释了当前银行在债券资产上“低利率与高配置”现象；三是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与债券市场交易流动性的提升对利率传导效果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超越交易：并购重组后公司盈利能力差异化跃迁

魏冬，北京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姜丽，山东工商学院金融学院讲师。

自“并购六条”等鼓励政策实施以来，各地政府和市场主体积极推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向新求质、向智寻进，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创造跃升。本文以2008—2023年中国A股市场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究了并购重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并购重组对公司盈利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使在排除内生性因素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并购重组的正向影响效应在国有企业、行业集中度高的企业以及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中更明显，表明并购重组对公司盈利能力的正向效应受企业性质、市场竞争状况及企业生命周期等因素影响。进一步地，本文从现金流的角度探讨了影响机制，发现并购重组通过增加公司的现金流提升盈利能力。相关结论丰富了并购重组理论，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一定参考，同时为产业通过战略性并购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启示。

资产支持证券多元第三方估值与市场校偏

罗伟成，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睿君，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结构评级一部副总经理、资深分析师；朱聪（通信作者）、李慕紫，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结构评级四部高级分析师。其他参与人员包括赵晓丽、申中一、王娟。

随着资管新规的实施，资管产品全面转向净值化管理，估值技术日益重要。资产支持证券受产品特点影响，其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更强，存续期内信用风险不断变化，估值过程更复杂。中国主流的ABS第三方估值方法多以交易信息为基础，现阶段二级成交点位稀少，且受异常交易扰动，影响估值曲线的准确性；隐含评级难以及时反映ABS证券风险的逐渐变化，可比券关联调整不全面，合理估值具有一定难度。因此，应鼓励多元化估值，聚焦内在信用风险以弥补现阶段市场价格信息的局限；鉴于ABS证券呈现风险不断释放的特点，需进一步提高跟踪评级频率，并建立精细化的可比券关联调整机制，提高定价和风险的匹配度。

中国基础设施REITs治理的制衡机制完善

杨朝越，重庆工商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

中国基础设施REITs的集中控制特殊性，要求在治理中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以实现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的切实落地。现有治理架构实践呈现控制权过于集中、基金持有人大会职权难以有效行使、治理同质化倾向显著等问题。基础设施REITs采用的内外共治模式，核心为基金治理但同时涉及资产证券化、公司治理等问题。内外共治模式有其制度必要性，但在治理架构上存有缺憾。因而须在治理中厘清制衡机制运作逻辑并树立制衡理念，在内部治理中通过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内容、优化持有人大会治理、扩大基金份额持有人权利；在外部治理中通过规范层面的适时调整，优化监管规则以完善制衡机制。

算力资本及其影响

杨赫，中国工商银行现代金融研究院院长、深改办主任。

算力作为数字时代资源配置与生产关系重构的关键枢纽，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而快速资本化。对金融而言，算力资本的崛起正在改变信息与交易的组织方式，使超额收益来源由信息差转向算力差；金融运行亦将从信用契约向可计算、可验证、可自动执行的算法契约升级。在此基础上，传统金融的定价、授信与风控等关键环节会加速向模块化、平台化、场景化演变，子市场的分层与边界趋于模糊。为此，商业银行需推动自身中介职能的转变和拓展，以更好地融入算力资本生态。

把“口碑”写进“价格”：以ESG定价信号引导债券供需匹配

张琪，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高级分析师。

在“双碳”目标与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导向下，债券市场被寄望承担更强的直接融资功能，但由于相关定价信息不足，ESG相关要素尚未有效转化为风险收益信号并推动市场高质量扩容增量。对此，本文基于市场统计梳理、跨市场比较及对机构投资者的访谈，梳理了ESG投资与我国债券市场对接的核心价值与路径，针对市场调研中发现的现阶段市场机构面临的一些核心问题，提出应完善关键指标披露与核验体系，推动ESG交易定价体系发展，强化创新债券政策性支持，促进境内外长期资本进入并提升债券市场对实体经济结构转型的支持效率。

在割裂背景下审视全球失衡

安德鲁·贝利（Andrew Bailey），英国央行行长。本文系贝利2026年1月26日在Bellagio Group会议上的演讲。贝利在演讲中强调，强有力的国际合作必须依托多边机构，并由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予以支撑。演讲围绕三方面展开：首先重申开放经济的益处，以及为何需要一个赋予多边机构重要角色、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来支持开放；其次阐明有助于该体系有效运作的若干条件；最后指出当前必须正视并应对的一些重大挑战。

双循环视角下数字金融对区域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

严佳佳（通信作者），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计划财务处处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周宇轩，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数字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对区域金融风险具有多重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2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在双循环视角下使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区域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会直接激化本地区的区域金融风险，间接缓释邻近地区区域金融风险，总效应表现为数字金融缓释区域金融风险。数字金融在内循环方面通过促进居民消费和减少固定资产投资缓释区域金融风险，在内外循环方面通过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水平加剧区域金融风险。异质性研究表明，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对区域金融风险的缓释作用较于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来说更为显著。因此，需健全数字金融运行机制并完善监管机构，与双循环战略相结合，以优化资源配置和增强风险应对能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并防范金融风险。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短贷长投：加剧还是抑制？

邓永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张华（通信作者），广东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粤商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副教授。

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下，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是现阶段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命题之一。本文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剧了企业短贷长投；机制检验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加大研发投入这一作用渠道来加剧企业短贷长投。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两职合一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更大。研究结论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短贷长投之间的关系，?提示强化风险防控?，推动相关部门重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潜在风险，从而为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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